和小日本近距离生活已经有6个多年头，可当我选择进入这家日本全国排名前10位的律师事务所工作时，我还是有犹豫的。因为我正处于留学生活的最终阶段，今年是我博士课程毕业的关键年,我正努力完成博士论文。日本律师对我说，您完全不必太放在心上，没有工作的时候请随便用事务所的资源，包括法律图书，案件资料，努力完成您的论文，所以我答应了。
入所大概1个多月，已经有好几个案子，基本涉及对外担保，外债登记，申请破产，公司设立以及如何向中国汇款等问题。说枯燥，其实做什么工作都一样，没有必要去过分在意。我的专业是证券法和公司法，而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案件绝大多数都有关公司领域，我很高兴，因为在研究之余，还可以有机会涉足实务，实践理论，积累经验。平时都是在学校看书，没什么机会接触实际生活中发生的问题，这次终于能恶补一下。
工作确实辛苦，一个案子几乎要反复调查许多次，从法律到法规，到规章，一个外债或者担保问题，牵涉到人民银行，商务部，税务总局许多部门的规章，还有通知，办法。这些我都可以做，可我突然惊奇地发现，日本律师也会做这些。我的这个所里，有2个懂中文的日本律师，一个曾经在北京大学留学，一个曾经在复旦大学进修。都能看得懂中文，由于多年的经验，他们也几乎懂得中国民商事案件的基本处理方法和法律适用。可是他们就是不会“说“，开不了口。吃饭时，他们不经意地笑着对我说，其实我们也能看懂，就是没有信心，另外，中国的一些地方需要“确认”，光看法条还不够，所以我们做不来。这里的确认指的是“打电话查询确认”。我笑了笑。日本人还是相当谨慎的，每个案件都看我们这些所谓“中国法研究员”或者“中国律师”的意见，心里有了底，还要“学习”。现在我懂了，大多数时间，他们是让我们自己先学习，然后去“问“，去向“当局“确认，而他们更注意我们向当局确认的结果。 6&_CmS*此资料来源于：和风日语 http://www.jpwind.com `]gGjbY
前些日子和东京大学公司法，证券法教授加藤贵仁一起用晚餐时，提起一个话题，教授问：中国法制建设如何？我答：法律体系初步形成，正走向法治社会(前者根据胡锦涛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大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及2011年3月11日吴邦国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，后者根据中国法治建设年度报告）。教授问：法律体系初步形成为什么还要走向“法治”，也就是说，走向法治等于还没有完全法治，既然没有完全法治，为什么要强调法律体系初步形成？我答：法律体系初步形成是指“立法”方面，而“法治社会”的建立还需要依法治国，也就是说还需要有法必依，违法必究。教授问：也就是说中国现在有法但不一定依，或者违法不一定究了？我答：不，有法一定会依，违法一定会究。教授问：那为什么还不是“法治社会”？我默而不答。教授问：是否有比法律更高的东西？我答：有一些特殊规定，但基本也不能与法律相冲突，但社会利益和国家稳定高于一切。
日本律师让我不停地去调查，不停地去打电话，其实还是不理解我们林立的各种通知，规定，办法，其究竟如何适用，其数量究竟有多少。我们办一个案件，往往不能只看法律，而必须看比法律多出几倍的通知，规定，办法。最后还有法院内部的会议记录或者红头文件~~法治社会的基干到底应该是什么？当然是法律。但是，如何增强法律的权威，减少“特殊规定或者特别规定”，减少行政，执法单位在实际操作中的人为作用，其实是重要课题。至少，外国人暂时不会理解我们的做法。
中国处于高速发展期，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要求与时俱进的法律体系。因为我们正在变化，并将继续变化下去，所以我们有规范，有办法，有通知，有文件。这是中国式的智慧，至少一些西方人或者东洋人的“左脑型”思维是无法理解我们的睿智的。当然，我们要走出去，要在世界上做更多的事，我们就必须先尊重世界的规则，各种规则。我们并不能将自己孤立于整个世界之外，不论在价值观的世界，还是学问的殿堂。因此，我们要分析他人和世界，理解和尊重他人和世界，只有这样，我们的学问才能做得更好，我们的路才能走得更远。而世界的规则还是以法律为最权威，而不是通知或者办法。
又想到学习法律，我们千万不能把知识停留在书本上，只有能将理论和实际生活中的问题相联系，能用法律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，然后去发现法律中的漏洞和不足，再然后去验证和研究，我们的法学研究才能有更好的发展。如果是律师，我们就更要谨言慎行，因为我们的肩上，担负着当事人的生命和财产，我们的背后有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任。想到这点，在我们祖国的偌大的土地上，不局限于一部法律，而在实际中出现了那么多可以解决实际办法的参照规定，或许，我们可以感到少许的欣慰，因为仅仅局限于一部或几部法律对解决问题是远远不够的。 YrPS)iT此资料来源于：和风日语 http://www.jpwind.com iNbOT[=d
